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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电竞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热爱社会主义，大力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以热情讴歌人民教师无私奉献的“红烛”精神为主要内容，充分展现我县教育发展和改革所取得的成绩，进一步促进教育工作的全面发展。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局办公室，由田景泉兼任办公室主任，陈朝武任办公室副主任，陈朝武、简乐友两位同志负责具体办公。
各乡（镇）教办及教育基层工会以教办为单位，县直学校及教育工会以校为单位各组织1个节目参赛，同时邀请思南师范选送优秀节目表演。各单位参演人数不得超出30人，参演人员必须是本单位教职工，不得以学生组队参加演出，更不允许非教育系统人员参加，任何单位不得弃权。各参演单位必须于8月20日前把演员名单和节目名称（附表见后）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参赛节目原则上不得超过5分钟（各单位演出时，上场、演出、退场时间合计原则上不能超过7分钟）；
（三）参赛节目形式不限，题材新颖，具有时代气息，有较高的艺术水平，舞台效果好。
一、 指导思想 隆重庆祝建党八十九周年，全面推进我市的“保持先进性质、争做先锋模范”主题教育活动，唱响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的时代主旋律，充分展示新时期我党加强自身建设、拒腐防变的坚定决心，充分展示广大员努力实现“两率先、两步走”奋斗目标，投身我市三个文明建设的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三、主办单位：××市委员会 承办单位：××市文化馆 四、地点：××）*市体育馆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任院长曹禺同志在建院之初曾提出要把北京人艺建设成一个学者型剧院，上世纪八十年代，曹禺院长对北京人艺的一句评价“出好戏，出人才，出理论，这是何等的气魄！”精辟概括了建院三十年来人艺秉承学者型剧院的发展目标所取得的辉煌成果。从1952年建院至今六十余年来，围绕“出好戏，出人才，出理论”，北京人艺共排演了三百余部话剧作品（其中经典保留剧目四十余部），并拥有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叶子、舒绣文、刁光覃、夏淳、梅阡、于是之、朱琳等一大批蜚声国内外的艺术家，陆续出版了大量的舞台艺术理论书籍。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北京人艺完整而系统的保留了记载六十年峥嵘岁月以及不朽经典的丰富翔实的文案、舞美和院史资料。这些艺术档案是北京人艺艺术风格传承的不竭源泉，更是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得以建立和发展的根本。
在建院之初的多次会议上，剧院领导都重点讨论了艺术档案建设问题。在1953年2月17日的院务会议上，曹禺院长强调：“资料是大家的劳动成果，它不仅是人民艺术剧院的财富，而且是国家的财富。一定要把它收集整理起来。”他还具体指示，如演员的日记、体验生活、创造角色的记录、导演的讲话提示等等，都要收集起来，在设专职人员之前，艺术处的领导要先负责收集整理起来。1953年7月23日的艺术总结会议上，焦菊隐先生又作了专门的阐述。焦先生特别强调了保留剧目的重要性，指出“在全国没有建立起保留剧目制度的今天，都是演完就放过了，这是不好的。演出的剧目应作为我们的财富积累起来。今后我们排的戏，不管是不是保留剧目，都要随时能拿出来演。”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尽可能完整的掌握一出戏的所有演出资料。1953年12月13日，第二次艺术会议（扩大）讨论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加强对排练工作的检查和联系，每个戏的副导演要按阶段写出书面汇报，经导演签字后交艺术处，剧务日记经导演签字后交排练科，由排练科集中报艺术处。这三次会议，将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并作为艺术生产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到剧院日常管理工作当中。北京人艺的艺术档案能有今天的体系与规模，甚至能够以一己之力建立戏剧博物馆，可以说正是这几次会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
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要做的扎实，并不断提高，除了要有制度上的保障，还必须有具备相应业务素质的人才队伍。资料室成立不久，剧院就专门为其配备了刚从清华大学西语系毕业的英若诚等三位同志，他们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起一个很像样的资料室，开始了剧院最早的艺术档案工作。焦菊隐作为剧院的总导演，他明确提出每一个新排演的剧目都要注意积累档案资料。在与英若诚的一次谈话中，他说“在任何一个一流的剧院，这（艺术档案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每出戏见观众后都要收集所有的档案资料，整理成册。”为使艺术档案在形成时做到完整、准确，焦先生对场记工作特别重视，明确场记是艺术创作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成员，并制定出场记的职责条例。
1954年9月4日，剧院党组会议讨论下半年工作计划时，决定在第一届全国线日由文化部在北京举行）期间举办我院的资料展览。这一决议在随后的院务会议上获得通过，并成立了“展览筹备工作委员会”，下设文字资料、设计制作和总务三个小组。此次展览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1、院史；2、演出剧目（剧本、体验生活、排练、演出、说明书、剧照、设计图、观众反映、总结等）；3、生活与学习；4、舞台工作。从展览的内容上可以看出北京人艺的艺术档案已经形成体系并初具规模。
1984年文化部在烟台召开全国艺术档案工作会议，北京人艺的艺术档案建设成就和工作经验获得了文化部的嘉奖和推广。会后，北京人艺又迅速建立起艺术工作者的个人艺术档案，并在剧院三楼开设了艺术档案展览室，专门用于展出排练演出资料、演员创作日记、体验生活日记、主要艺术人员艺术档案、演出剧目的剧照、录音、录像、布景设计图、制作图、灯光设计图、布景模型、出版的艺术资料集等。1985年5月，在文化部召开艺术表演团体艺术档案工作会议（北方片）期间，北京人艺艺术档案展览室先后接待了文化部艺术局组织的代表团和市文化局周述增副局长带领的市属演出团体来院参观。北京人艺的艺术档案工作成为全国文化艺术团体的学习榜样。
1992年，在庆祝北京人艺建院40周年大会上，于是之副院长代表剧院向与会领导和各方宾朋汇报说：40年来，剧院主要做了五件事，第一件是演出了211出戏；第二件是注意了培养人才；第三件就是从建院之初就重视理论建设，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档案。2002年，北京人艺迎来五十华诞，在纪念大会上，众多与会专家学者，对人艺编目详明、分类细致、数量庞大的艺术档案给予充分的赞扬，认为国内没有哪一家艺术院团能做到北京人艺这样。正是这些丰富翔实的档案资料触动了剧院领导和与会专家们的心，筹建专门的话剧艺术博物馆的想法得以萌生。这一想法最终于2002年10月23日正式召开了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筹建工作会议。
从2003年博物馆开始筹备到2007年正式对外开放再到今天，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戏剧博物馆已经走过了10个年头。在这10年当中，入藏博物馆的各种艺术档案资料近4万件。其中，剧目档案300余盒，个人艺术档案近300盒，院史资料900余件，舞美设计图200余套，郭沫若、老舍、沈从文等文化名人以及曹禺、焦菊隐、田汉、于是之等戏剧界大师的手稿百余件，舞台道具700余件，演出服装百余套，更有数不胜数的演出说明书、海报、各种活动照片、演出剧照、剪报等。这些资料不仅是人艺成长的足迹，也是中国话剧发展的侧影。
档案资料的收集与管理工作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复杂繁琐。目前，我馆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建院初期珍贵档案资料的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平衡问题；二是后归档入藏的数量庞大的档案资料的科学管理问题。2012年，时值北京人艺建院六十周年，各种庆典活动对院史资料、艺术档案的大量需求，即是对艺术档案管理工作的一次巨大考验。在与其它部门以及外单位接洽资料借用问题时，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对待艺术档案的价值：借用方只注重艺术档案记载的信息而忽视对档案本身的保护，但是作为博物馆工作人员，还应看到资料本身所包含的历史信息与文物价值，这就使对资料本身的保护与大量地翻阅、复印、拍照等使用需求产生矛盾。但是，这种短期利用与长久保存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不可调和的。我们可以通过对艺术档案资料进行电子化和制作复制件来代替对原物的使用。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仍需要博物馆去做大量工作。作为全国唯一一家专门展示话剧艺术的博物馆，我们除了要承担起普及与传播话剧艺术的使命，更重要的就是要保护与传承记载这些历史信息的实物。
怎样才能使艺术档案从普通的档案资料变成得到社会广泛珍视的文化财富？从博物馆的角度来看，就需要赋予它们“文物”的内在与外在意义。内在意义即发掘它的文物价值，从而得到人们文化心理上的自觉认可；外在意义即运用相关的国家法律，主要指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在实际工作当中赋予其相应的法律地位，使其得到相应的待遇。要实现这一转变的前提是把这些艺术档案登入博物馆藏品大帐。如同每个新生儿都会获得一个标识身份的身份证号一样，每一件入藏博物馆的文物藏品也必须有一个能够标识身份的总登记号和分类号。这是文物管理部门对属于国家所有的文物进行管理和保护的最直接依据，记载这些信息的帐本即是国家的文化财产帐。
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从去年开始着手进行藏品大帐的建立工作。我们就此请教了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等国家一级馆的藏品管理人员，并与兄弟单位如郭沫若纪念馆、老舍纪念馆等进行馆际交流，结合他们的藏品管理经验和北京人艺艺术档案的独特性，制定了初步的藏品登记方案。
【作 者】魏美仙，云南艺术学院艺术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昆明，650101
在各种地方性旅游中，旅游展演艺术被作为旅游地文化展演的主要类别而呈现，主要行使“文化”展示而不是“艺术”表演的功能，因此，很多研究常常不分彼此地统称为文化展演。旅游文化展演是民族文化发展进程中一种新生的文化现象，学界对其关注主要在两个视阈中――以民族文化为焦点的文化变迁视野和立足于两种文化关系的旅游人类学视野，前者以文化传统和创新关系为主要论题，后者在旅游与民族文化变迁关系视角中展开研究，论题和取向多样化。
在民族文化变迁视野中，在切入角度、关注点、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呈现中学者对文化展演进行了或集中或分散、或明确或暗含的讨论，主要呈现为两种类型。
一是文化作为实体的传统文化取向。此类研究以全球背景下传统文化变迁为语境，集中关注展演文化的传统性。对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开发”、“利用”、“发展”等问题进行不同向度的探讨，以“传统”作为基本支点关注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或“原汁原味”地保留“传统”，或对展演中文化成为“伪文化”、“伪民俗”的警惕与批判，或“合理”开发利用，或“创造性”地发展等等，都是以民族文化旅游开发作为现代文化的代表，以旅游冲击下的民族“传统文化”为审视中心的解读方式，是对“传统”“能否变化”以及“怎样变化”这个焦点的不同折射。研究或认为展演中的文化与传统文化相差甚远，不再是“传统”，或认为展演中的文化就是“开发利用”中新价值的创造，文化展演活动就是文化传承保护的有利手段等。此类研究大多是全球化冲击下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民族文化的实际生存境遇激发起的感性认识和理解，大多是对民族平等团结、文化多样、民族发展等现实需要的回应，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相似的现实生存状况进行重复性描述，理论阐释的深度还有待于开掘。其中无论对个案描述还是理论阐释，大多并未把艺术展演作为专门的考察对象，只是在研究视角和阐述的脉络中隐约包含着对民族文化成为一种表演性存在的关注。
另一种是文化建构取向。此类研究在全球化和地方化矛盾中对民族文化展演在二者互动中的建构进行阐释，超越了第一种对文化事象静态罗列的表述方式，从文化主体的角度出发理解文化展演对地方人群的意义，对文化展演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以文化事象为主的传统、保护、传承等话题，而转向民族文化传统“复兴”、“重构”，在传统复兴与重构现象中，文化艺术展演的生成性成为主要关注点，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延伸性探讨，对传统“复兴”与特定时期族群身份认同、文化保护传承、文化再生产等一系列文化发展中不同侧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关注市场、政治权力、民间文化等多种力量的互动，使“开发”与“产业化”成为民族文化发展中最具吸引力的话语。
旅游展演生存于旅游场域，旅游人类学在其对旅游与文化变迁的关系探讨中对文化商品化、文化商品的真实性、文化商品的族群认同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如格雷本使用“第四世界”的概念描述传统地方性社会，讨论了旅游影响下民族地区艺术品的变化，文化的经济化以及当地艺术传统的复兴问题。①国内研究集中于国外理论的引介和运用相关理论对国内旅游文化表演进行个案研究。旅游人类学对文化艺术展演的研究，主要在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文化展演的“真实性”问题。对旅游地文化艺术展演的真实性探讨从客源地大众与旅游地人群的关系视角出发，关涉到本地文化在展演中的真实再现和游客他者的感受两方面，内含了文化展演与地方“传统”的关系，集中体现在“舞台真实”概念的提出。②对旅游展演“真实性”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学者在游客与旅游地关系互动中对“真实”的不同层面进行了区分，指出“真实”的感受不仅与旅游地文化的再现和游客的建构有关，而且游客也非同质化的，不同的个体对旅游展演“真实”的感受和理解有差异。对此问题探讨的成果主要以论文形式表述，同时，在彭兆荣的《旅游人类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刘晖的《旅游民族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和张晓萍主编的《民族旅游的人类学透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三本著作中相对集中地对文化展演的真实性问题进行了讨论。
二是文化展演中的地方性认同。学者大多认为旅游中的文化展演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经济目的而被作为地方性文化的表述方式，交织着地方人群的文化认同。“东道主通过文化表演的形式，表达了其对于民族国家的观念以及地方关于自我认同的理解。”“当个人去思考表演中暗含着的、为国家所强调的文化多样性的时候，就会体现出对认同和民族主义的多种建构。”③弗里德曼在谈到日本阿依努人的文化运动时，认为认同策略不是简单的文化差异呈现而是全球位置的问题，旅游业的生产和展示已经变成了阿依努人认同的有意识重构中的核心过程，其整个旅游节目是文化认同的更大构成过程借助商品形式的一种展示。④玛格丽特・萨克西安围绕着马来西亚旅游业的发展，对由国家主办的旅游文化表演中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问题进行了研究。⑤本迪克丝的《旅游和文化表演――发明传统为了谁?》以瑞士旅游胜地的个案为例说明传统发明与展演为当地人身份认同提供了手段。苏珊・露丝也以菲律宾个案为例说明村寨旅游展演对强化民族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⑥相对来说，国内对旅游展演中文化认同的研究无论是个案还是理论阐释都显得较为薄弱。
三是文化展演的意识形态性。旅游文化展演是不同文化相遇时的文化呈现，其中充满了不同文化权力关系的互动，与文化认同密切相连的是其意识形态性。霍尔等西方研究者认为，在西方都市博物馆和展览会上的土著文化展示中，展示的分类就是一种文化殖民的体现，⑦民族志博物馆的功效之一就是将“高级”艺术形式和“低级”艺术形式之间的差异永久化。⑧金光亿认为，不同形式的生产和消费的民族艺术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艺术特征也是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反映。⑨学者通过个案研究呈现了后殖民国家的旅游展演呈现出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组织者参与其中是对国家多元文化的工作，旅游景点超越了地方空间而成为国家的战场，意义被争论，认同被协商。⑩在国内，文化展演的意识形态性得到了学者不同程度的关注。他们认为，少数民族旅游文化展演某种意义上是主流文化霸权的一种体现。史丹利、萧竞聪在《再现中国文化――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述评》中认为深圳民俗文化村的旅游表现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11]刘晓春认为少数民族的展演是一种权力关系不平等中的被动被看，具有内部殖民色彩，民俗旅游服务于民族――国家现代化诉求，是现代性话语对民间、边缘文化的政治暴力的一种表述。[12]在“被看”的命运中，强势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了适合主流世界的修改，从而使本地原有文化遭到破坏和异化。
四是文化展演的互动协商性。以文化建构论为出发点，很多学者把旅游场域各种关系互动作为旅游展演生成和存在的关系网络，关注其互动协商中的建构。旅游文化表演作为一种交流行为，参与其中的游客和本地人之间进行着积极的互动协商，在协商中本地人的自我、认同、身份等得以建构。[13]其中有政府力量、民间组织团体、学者、旅游机构、当地人等各种主体力量的参与互动。社会学家科恩对东南亚各国发展“民族旅游”的两难和此过程中少数族群、旅游机构以及各级政府之间的协商互动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探索，[14]周星通过对贵州黔东南的民族风情村寨旅游个案研究对旅游中民族文化展示作为文化再生产、文化商品化、民族认同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关注了建构中主客双方的互动。[15]马炜从多种文化互动视角阐述村寨文化展演的建构，揭示文化展演生成和地方文化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16]
对旅游展演在文化互动中建构进行阐述时，学者关注到了产业化和文化再生产，如对旅游产品和商品的开发模式、措施手段等问题的研究。李蕾蕾等人以个案为基础考察了文化表演的产业化运作模式；[17]宗晓莲对旅游中文化变迁作为再生产的研究；[18]方李莉以个案资料分析了西部民族文化当代构成与生产状况，指出西部民族艺术通过“文化”“重构文化”的再生产图景，其中具体阐述了以地方性文化为再生产的原料，以国家、市场、学界、民间的各种“力”为动力的生产过程，并分析了各种“力”作用的具体方式。[19]以此为基点，学者对旅游展演的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描述。格雷本对艺术品涵化的研究涉及到了旅游展演中艺术品的发展变迁即艺术品涵化的生产过程与传统生产不同，他指出，加拿大的印第安人，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肯尼亚的康巴人，都在旅游市场中进行着不同于传统的工艺品生产。同时，他还对艺术品生产的特点、功能、前景等进行了论述。[20]戴琦就旅游对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艺术和工艺品的影响进行了调查研究，指出旅游不仅未对旅游地艺术和工艺品制造产生破坏，反而促进了古老的传统得以复兴。[21]李蕾蕾等人在对旅游表演的生产机制进行个案考察的基础上，指出旅游演艺是商业和艺术的混合，对艺术性表演与旅游演艺作了十九项差异划分，其中旅游艺术展演体现了几个明显的特征：表演内容的“混杂的文化主题、将文化碎片拼贴”，演员的“不强调核心演员，关注集体表演的场面效果”，“室外半室外场地”，道具的“人工制作与自然实物”，观众座位的开放、不设座位并多与景区融合，观众参与体验多以视觉和感官的身体体验为主而不是精神和意识体验。[22]徐赣丽以个案考察了旅游歌舞表演的建构手法和原则，认为表演歌舞不属于一种文化复制，而是主要按市场规则和商业化原则进行的文化再生产，其中很多传统文化要素发生了功能性转变，[23]同时她对表演的内涵、形式特征、影响等作了初步论述。[24]
以上立足于研究主旨与取向从问题探寻的不同视角和维度对旅游文化展演研究现状进行简略梳理，从中可以发现，对旅游展演的研究不论是民族文化还是旅游人类学视野都是聚焦于当代全球文化背景下地方性文化的变迁及其中各种复杂互动关系的分析，国外已进行了个案考察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形成了对旅游展演文化的不同理论关注点。国内旅游业发展较晚，旅游文化展演存现时间较短，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作为民族文化变迁的描述和对国外相关理论的介绍并初步运用于解释国内旅游文化展演实践。在目前研究基础上，对旅游文化展演的研究还有待于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拓展。
首先是个案研究中人类学整体观的落实。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奠基于文化整体观的基础上，艺术是一种文化，其实践、功能、结构、意义都与其所处的文化密不可分，应该作为文化的整合部分被研究。旅游文化展演的生成和存在与地方性文化密切相联，只有践行人类学研究的文化整体观，回到地方性文化生活中才能理解它。当代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地方及其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开放度，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旅游文化展演连接着大众消费和地方性文化，是两种文化边界中的关系性生成和存在，在此背景下，文化研究的整体观不仅是地方性文化生活的整体，而且是包含了卷入其中的当代各种权力关系的整体。人类学的个案研究是文化书写的基础，在旅游文化展演研究中，虽然有学者对广西南宁民歌节的研究这样突出的个案研究成果，在旅游人类学理论的引入及其运用于个案研究方面学者已做了大量工作，但目前对旅游展演的研究大多仍停留在个案的浅层描述上，很多研究虽然关注个案，或称为个案研究，但仍限于对地方特色“材料”的运用以表述自己的主题，在理论和田野之间进行着一种倒转性研究，即个案不是研究的基础和事实，而成为论述或说明自己观点的材料，未把展演放在地方具体人群生活中，只是把它分割为研究所需的文化事象，从而影响了对各种地方性文化展演差异的整体性把握及其不同运作逻辑的揭示。因此，对旅游文化展演的研究需要整体观中的个案研究，在扎实的个案支撑中构建相应的理论阐释，整体观的贯通与落实成为实实在在地面向现实生活、回到具体人群鲜活生活流的研究。
其次要明确具体研究对象。在当代民族文化研究中，明确地以旅游地文化艺术展演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多，大多被包含在林林总总、大而化之的“民族文化”研究中，成为其中的一个层面或要素，而在对旅游文化展演的专门研究中，不论是集中论述还是略有涉及，又大多集中在共同的文化展演上，很少对其中的展演主体部分――艺术展演――单独进行考察，展演艺术总是被作为文化展演的局部进行研究。部分展演研究对艺术展演的关注已成呼之欲出之势，但总是被放置于笼而统之的文化展演中，而对问题探讨的实际向度又内在地以艺术为对象和参照，艺术展演成为文化展演研究中一根始终不断的暗藏主线，却总是掩盖在“文化”中。在人类学语境中，不论是文化还是艺术展演都包含了两个层面内容并呈现两种生存形态――文本以及文本展演，必须对文本符号与其实践方式即作为“文本”的艺术与作为行为“过程”的艺术双重解读，方能揭示展演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意义。
艺术展演作为明确研究对象的缺乏或含糊源自对艺术本体自身与一般文化符号不同特性的忽略，这种忽略又决定于研究者理论视野的局限，没有把研究对象作为“艺术”来对待，艺术生存的两个层面上的统一性完整性被人为地割离开来，对作为“文化”实践过程的展演艺术的关注遮蔽了对作为“文本”的艺术的关注，如对工艺品的研究没有充分注意到其自身所具有的符号特性。而很多对旅游开发中民族艺术的研究又专注于艺术本体，完全忽略了它是一种文化实践。单纯作为艺术的文本式的研究和作为文化的行为过程的研究都在艺术本体和文化解读之间顾此失彼。解决上述问题除了研究者应该具备相应的理论知识储备外，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在于理论视野的转换，注重对艺术展演的“文化”功能及其“艺术”特性的完整性阐述，如此，倡导“回到生活”和“行为研究”以及“艺术”“文化”双重解读的艺术人类学无疑为旅游展演艺术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学科视野。[25]
最后还要关注展演艺术的建构生成性。在地方性旅游文化中催生的展演艺术，是在旅游场域中建构生成的，其中充满了各种力量的复杂互动，正是这种互动性决定了其建构过程的地方性运作，也生成了展演艺术自身的特性。做为一种特殊场域生成的文化，对艺术展演的相关特性的把握不在于其已然存在的结果中，对其探寻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其生成过程，这样才能对其建构与发展变迁作出符合事实和逻辑的阐述，学界目前对旅游展演进行的身份认同、意识形态化、保护传承、文化互动生产、文化产业等诸多问题的探讨都必须放在该文化自身生成的文化和实践逻辑中。目前研究中的“过程、再生产、建构、表演理论、当代构成、阐释、变迁”等关键词的提出表明学者已注意到了旅游展演艺术作为一个文化过程的动态研究，但总体上仍以展演艺术作为既定的文化事实存在为研究起点展开对其特点、功能、意义等探究，研究者往往从客位观点出发对已然呈现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所作的描述大都建立在对对象静止考察的基础上，只把它看成固定的文本，忽略了展演艺术是一个行为实践过程，所作阐述与旅游艺术展演自身生存实际有着相当的疏离，从而导致理论判断的片面或是武断。
在艺术人类学视野中，对展演艺术生成逻辑的考察就是把其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从具体层面看，展演一方面指“艺术的行为(Artistic action)”一方面指艺术的情景(Artistic situation)。[26]在此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要素就是展演艺术的主体，它关联着艺术行为和艺术情景。旅游展演与地方人群生活密切相关，是地方社区“现实的”、“活”的文化，对艺术展演主体及其生活的关注成为解读的一个重要视角，事实上，旅游人类学关注游客对文化展演的感受和理解，在文化变迁中对当地人与表演的关系进行研究，都涉及到了“过程”研究。但总体上学者对展演生成过程关注不多，更多的研究是把文化展演当成静态的客体性存在，而不是作为文化主体的文化实践活动过程，因此，它与地方人群的关系也未得到充分阐述，使展演对具体人群的有关价值、意义、感受等全都消失了，只停留在见物不见人的描述上。有学者认为，乡民艺术在当代逐渐从民族国家意识导引下的抽象化、符号化、工具化的政治价值开掘中走向乡民生活语境，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彰显被遮蔽的乡民自身主体意识。[27]主体意识是理解文化艺术实践活动的关键，对艺术展演与地方性文化生活的关系思考无疑成为人类学回到“主位”视角的一种最有效的途径。对展演艺术生存的生活语境的关注就是以地方人群及其生活作为理解的基础，把展演艺术当作生活过程放入地方人群生活流中去描述，在与地方文化互动生成的关系阐述中揭示当下地方性文化运作逻辑，得出趋近对象的解释。
有学者认为，现代旅游中越来越多地包含着对“艺术品”的审美需求，甚至“艺术之旅”已成为现代旅游中的一种类型。[28]民族旅游中对异文化的向往“实质上是立足于旅游者对自身的文化背景对‘异文化’的审美意象。”[29]而审美意象最典型而集中地体现在艺术产品中，很多旅游地的文化展演主要以艺术展演为中心，“在许多少数民族社区中，人们用具象化的形式，着意恢复和重新创造富有特点的民族文化，阐释文化遗产，并进而以此作为谋求更重要社会地位的象征性手段，艺术正在作为表达政治意愿、展现族群性的手段，被越来越多的族群更娴熟地加以运用。”[30]因此，在民族文化学和旅游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对旅游展演艺术的研究转换到艺术人类学的视野，把它当作一个实践过程，关注它在地方文化中的运作逻辑，既是人类学研究整体观的践行，也能兼顾到它不同于一般文化的“艺术”特性，从而做出切合其生存实际的解释。
学校领导高度重视庆祝“六·一”及艺术节活动的组织情况，为了搞好庆祝活动，学校在三月份开学初就召开了多次专题会议，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制定活动方案，提早安排了相关的工作，围绕“六·一”庆祝活动主题，积极探索，因地制宜地制定了整个活动计划和方案，最后形成了“六·一”进行艺术节文艺表演、“五小”作品展示和体育运动会的安排。并将文艺表演的筹备工作具体落实到音乐组、各个学年组以及部分科任教师，力求使整个活动不影响正常的学校教学工作。在活动准备阶段，每个节目的指导教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尽自己的能力，付出了辛勤的努力，齐心合力地排练好参演的节目。5月份对“五小”作品进行了评选，并组织学生观摩，陶冶了孩子们的情操，提高了孩子们的审美水平和动手能力。艺术节文艺表演包括了小型舞蹈、抖空竹表演、时装表演、教师和学生的歌曲表演以及青年教师表演的舞蹈《舞动青春》等22个节目。在庆祝大会上学校和镇政府的领导做了讲话，祝贺少年儿童的节日，一年级的77名小学生光荣地加入少先队组织，全校72名同学被评为优秀少先队员，表彰了6名优秀辅导员，为5名“校园名师”、10名“金星少年”和10名“十佳少年”颁发了奖杯。会上还对县级优秀少先队员10人、州级优秀学生1人和县级优秀学生6人进行了表彰。
本次庆祝活动中文艺节目的演出、“五小”作品的制作、运动项目的设置，是本着既能让学生过一个有意义的节日，又能展示学生的聪明才智和日常所学的目的进行的。从总体来看，这次活动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活动是圆满成功的。
1、学校的校务委员会在整个活动中起到了组织和引领作用，从制定方案到活动的组织都做了细致的考虑与安排。方案制定的主题鲜明、有特色、有创新，有可操作性，为这次活动的成功开展可以说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庆祝大会的圆满成功做出积极的努力。
2、教导处积极协调，既为各个年组的排练争取了时间，又把学校的教学任务安排的井井有条，做到教学与活动两不误；庆祝活动前，为了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教导处提前开会作了布置，将每一项任务、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落实，课任教师随叫随到，哪里需要就到那里去，为整个活动的正常进行提供了组织保障。
3、总务处默默工作，做了大量的幕后准备工作。从活动用品的筹备到会场的布置都付出了很大的辛苦，尤其是在“六·一”活动期间，克服人手少、时间紧、任务重等困难，按时完成了任务，为整个活动的圆满、顺利、成功举办作出了努力。财会人员顶着炎炎烈日，连续两天不辞辛苦的采购了此次活动的全部奖品和用品。全体男教师在庆祝活动中能够主动承担苦、脏、累的劳动，体现了男人风范。
4、音乐组的各位教师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多年来为我校文艺节目的排练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带动了其他教师的发展，他们结合学生实际，排练出了多个高质量的节目。“口风琴表演” 展现了课堂和日常所学，集体舞“阳光校园”做为课间操的一种，应长期广泛坚持下去，体育组陈登宇、孙雪峰老师克服时间紧、任务重等困难，特色表演“抖空竹”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一时间在天林小学兴起了“抖空竹”热潮，希望几位体育教师在今后的课堂教学中继续努力，使这个特色真正建立和形成起来。王晓燕、郭守俊老师排练的“校本课集锦”将学校近几年开展校本教育的成果集中展示出来，让同学们和家长重新认识了校本课的积极作用。
7月份，我校将有器乐合奏、舞蹈、合唱3个艺术表演类节目和26个艺术展演类作品参加全县展演，为了准备此次汇演，马立成老师“六·一”后的假期一天也没有休息，相信音乐组和美术组会再为我校争得荣誉的。
5、各班的班主任老师在庆祝“六·一”儿童节的活动中表现的非常辛苦，提早按照活动方案的要求组织学生进行了“五小”作品的制作，丰富了艺术节活动的内容；同时，克服教学任务繁重、身体不适等困难，积极组织文艺节目的排练，同时还要尽最大努力完成教学任务，为艺术节文艺演出的顺利进行付出了辛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二、三年级的班主任为了排练出好的节目，聘请了校外编导人员，也付出了很多。
6、韵律操《舞动青春》是教师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排练的；教师们克服了自身的困难，认真学，刻苦练，表演的时候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展现了我校女教师健康、柔美、灵动的风采。
7、体育运动大会增设了全县特长生比赛中体育方面的部分项目；建立了我校体育运动会各个项目的校级记录；运动会筹备和进行期间检录处、起点及终点裁判、记录员等各部门工作人员能按时准备，及时到位，使运动会得以顺利进行。
8、文艺表演所需服装和道具有大部分是我校教师通过网上购买的，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全校690多名学生参加了本次活动，各种形式的文艺表演节目结合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特点进行编排，表演整体质量较高，充分展示了学生的才能，体现了天林小学的精神风貌。上午的庆祝大会组织有序，一气呵成，非常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