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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治精英在地方社会中代表着上级官府直至皇帝的意志，统治和管理着地方上的各个族群、各个阶层、各色户计的百姓。地方政治精英不仅是官僚体系和政治机器中的一员，也是地方社会网络中的一分子——从上头的眼光看，地方政治精英是百姓的头人；从下头的眼光看，地方政治精英就是政府。梳理和研究地方政治精英在复杂政治关系网络中辗转腾挪的过程，不仅仅是在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和复杂心境，也是在通过他们的双重身份，去理解地方社会运作的各个环节。
那么通常来说，我们对地方精英的认识来自哪里呢？正如会典、则例映照着王朝国家理论上的运转规则，官箴书、地方志以及地方官员的文集和私人日记等地方文献，被认为反映了地方的实际情况。但不一定所有人都注意到，地方的力量也必须被吸纳进王朝国家的价值、兴趣、文明之中。关于地方的知识转化为实际的活动，这些活动又在王朝国家中创造出一系列关于地方的新的思潮和行动，这一切的结果，是王朝国家不是作为区域社会的参照系而存在，而是作为区域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创造者、指导者而存在。
本场活动尝试从这个角度出发，讨论我们通常认为的地方政治治理，是否就可以和王朝国家“一刀两断”？在被贴上“地方”或者“区域社会”的标签时，我们有没有认真思考过上一个自然段所提出的问题？
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如今已经高度发达，但是，在传统社会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这里有着与中原——传统国家核心地区——完全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习俗。明清以来，随着国家的发展、开发的深入，沿海地区的社会在与国家的统合中不断发生变化，由此就出现了以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生活地域所划分出来的人群。
然而，关于人群的划分，某种程度上多少是我们脑海中主动做出的、无须经过验证的“想象”。因为有些事物虽然表面上客观存在，但事实上可能出自虚构。比如，“我们”在讨论和“他们”领地的界限、身份的边界时，往往不需要得到“他们”的确认，只要在“我们”的头脑中做出这一区分就够了，“他们”自然而然地就成了“他们”。这样一来，是否可以说，区域社会本身无足轻重，而我们对区域社会的知识就是区域社会？也就是说，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在场，恰恰是由于区域社会本身的缺席？
本场活动以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各类人的日常生活为例，探索这里人群分类的依据、他们的自我表达，进而讨论区域社会史书写的理论和意义。
在今日沿海乡镇之中，依旧保存着一批滨海社会过往的习俗、生活方式和记忆，置身其中，我们依旧可以找到历史的痕迹、感受沿海社会的往昔。
如今的珠海地区，既保留着不少宋、元、明时期村镇刚刚形成时的古庙、祠堂，也留存有不少近代以来的名人故居、特色建筑，以及见证了某些事件的历史地标。通过在珠海地区的走访，我们可以发现滨海社会如何形成和演变，又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变迁。因此，我们组织本次研学活动，邀请中山大学李晓龙副教授与我们一同在珠海走访、探寻并全程讲解，讲述地方故事，在现实中把握历史，在地方历史中发现地方社会。
广东揭阳人，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著有《西樵天后信仰与地方社会》《当代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等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淇澳岛，位于珠江口伶仃洋上，历史上曾是盐民和渔民聚居谋生的地方，时至今日仍保留着宋、明、清几代修建的淇澳祖庙、天后宫等反映岛民生活与生计的祠庙，也有如抗英炮台、白石街抗英遗址、苏兆征故居等近代历史遗迹。白石街的一副对联“淇澳未沦亡，拔剑请缨同杀敌；英军寻死路，丢盔弃甲败兵逃”，书写了近代岛民的心声和历史。
唐家古镇是位于珠海北部的一个岭南滨海古镇，这里不仅拥有兼具岭南文化与海洋文化特色的祠堂和庙宇等建筑群落，也是开平矿务局和轮船招商局创办人唐廷枢、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等人的故乡，还是民国时期“全国模范县”县政府的所在地。唐家在近代中国沿海对外文化交流中充分发挥了地域的优势，走出了多位中国社会变革的先驱人物。如今的唐家古镇中，保存较好的唐家三庙、凤台梁公祠、唐绍仪故居、共乐园等遗存，依稀可以触摸到历史留下的痕迹。
陈芳出生于晚清珠海地区梅溪村的一个商人家庭，从澳门学习经商开始，到漂洋过海运货到檀香山，再到夏威夷开办糖业公司，成为“糖业巨子”、当地华人首富。1880年被清政府任命为中国驻夏威夷第一任领事。晚年的陈芳返回家乡，热心于家乡公益事业。梅溪牌坊即光绪帝为表彰他及父母造福乡里而赐建的，牌坊选用花岗岩制造，集西方的装饰风格和传统的中国建筑结构为一体。陈芳花园旧址内，除仍存有风格独特、规模惊人的陈芳旧居以外，还有陈芳从夏威夷引种、距今已一百多年的桄榔树。
